值得信任和收藏的一部全集

值得信任和收藏的一部全集
【读书者说】  作者:陈建军(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讨生导师)  编者按:  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文学家。首要著作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散文集《落叶》《自剖》及日记信件集《爱眉小札》。  徐志摩逝世之后,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曾将《志摩全集》交给商务印书馆出书。惋惜其时因时局动荡而未能顺利进行。80年后的今日,两者前缘再续,近来,商务印书馆出书了全新10卷本《徐志摩全集》,为读者出现出更好、更优质的《徐志摩全集》。  收到商务印书馆赠送的《徐志摩全集》(以下简称北京商务版),我真真是爱不释手,用了两周多的时刻,自始至终翻阅了一遍。与此前出书的各种《徐志摩全集》比较,这部全集至少具有以下四大特色。  编制合理  已版我国现代作家全集,一般有两种编法,一是选用编年体,行将某一作家的悉数著作按时刻先后次序编次,如《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庐隐全集》等;一是选用分类编年体,行将某一作家的悉数著作按文体或体裁分类,各类或直接以时刻先后次序编列,或再以时刻次序分为若干辑(组),如《鲁迅全集》《茅盾全集》《闻一多全集》《沈从文全集》等。在处理作家生前出书的成集本和集外散篇时,分类编年体全集大都采纳的办法是:成集本在前,同类集外散篇附后。  北京商务版仍旧沿用了韩石山先生2005年为天津人民出书社编纂8卷本《徐志摩全集》时创始的做法:离散成集本,将徐志摩的一切单篇著作归为散文、诗篇、小说、戏曲、信件、日记和翻译等七类,各类均按写作或宣布时刻先后次序排列;写作或宣布时刻不详者,列于同类之末;某篇著作收入何种成集本,则在题注中加以阐明。采纳这种修改编制,关于徐志摩而言,是适当适宜的。徐志摩生前未结集出书的著作(特别是散文)有许多,如按成集本在前、集外散篇附后的办法,在分卷上会带来必定的费事,形成厚薄不均,不太美观。北京商务版共10卷,各卷厚度大体上是共同的。一起,采纳这种编制,能够明晰地出现徐志摩某一类著作的全体创造相貌及其思维、风格演化的轨道,为研讨者供给了极大便当。徐志摩在印度和泰戈尔在一起。图片选自《徐志摩全集》  录入最全  在2015年曾经,坊间印行的徐志摩全集多达十几种。但大多名不虚传,真实称得上是全集的,除天津版外,还有四种:  一是台湾列传版。1969年1月,台湾列传文学出书社出书6辑本《徐志摩全集》,由张幼仪资助,徐积锴担任收集资料,蒋复璁、梁实秋主编。2013年3月,中心编译出书社出书的6卷本《徐志摩全集》,是以台湾列传版为蓝本从头排印的。  二是香港商务版。1983年10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书5卷本《徐志摩全集》。1992年7月,又出书四卷本《徐志摩全集·补编》,由陆耀东、吴宏聪、胡从经主编,赵家璧、陈从周、徐承烈审校。1988年1月和1994年2月,上海书店先后重印香港商务版全集本和补编本。1995年8月,上海书店将两种簿本合在一起,推出9卷本《徐志摩全集》。  三是广西版。1991年7月,广西民族出书社出书5卷本《徐志摩全集》,由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合编。  四是浙江版。2015年2月,浙江人民出书社出书6卷本《徐志摩全集》。其间,散文卷、诗篇卷、谈论卷、信件卷、日记卷由顾永棣编,小说戏曲卷由顾永棣、顾倩合编。  相较于此前出书的五种《徐志摩全集》,北京商务版录入徐志摩著作是最全的。编者充沛吸收学界的研讨效果(包含我和徐志东合编的《远山——徐志摩佚作集》),在天津版的基础上,增补了徐志摩佚文、佚诗、佚简等100多篇,为徐志摩研讨供给了愈加齐备的文献资料,也进一步拓宽了徐志摩研讨的学术空间。  编校审慎  商务印书馆修改在“引荐语”中说这部全集是韩石山先生“苦心收集收拾、谨慎考证、精心编订的高水平效果”,我以为并非言过其实,而是符合事实的。韩石山先生把收拾、编纂《徐志摩全集》视为其“终身的名山事业”,这种情绪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在《凡例》中,他虽宣称这部全集“不是校注本”,对所选用的文本,尽量坚持原貌,但在考证、校勘、注释上仍是下了大功夫。如,全会集,选用了由俞国林收拾、段怀清辑校的徐志摩致万维超、舒新城和中华书局修改信函数十封(见《徐志摩致中华书局函》,《史料与阐释》,复旦大学出书社2014年6月版),对其间未具写作日期者,做了进一步的考证。这部全集修订了徐志摩著作中显着的缺漏、错讹,但仍持谨慎情绪,没有径改原文,而是保留了更动的痕迹。对某些可疑的文字用脚注加以阐明,没有容易改动。某些外文人名、地名、书名、篇名等,择要随文出注,关于一般读者和研讨者,均有释疑解难的效果。在题注中,详细告知了所根据的排印蓝本。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对采自别人修改的文集,均一一做了阐明。这是对别人“首发权”的必定和尊重,也是杰出学术标准的表现。  在编校过程中,韩石山先生和商务印书馆动用了很多资源,约请人民文学出书社岳洪治先生通校悉数书稿,四川师范大学龚明德先生校订信件,复旦大学谈铮先生为外文部分把关,最大极限地确保了文本的精确性。  我始终以为,对全集修改质量的判定,应该树立一套科学、标准且卓有成效的点评系统。文本精确与否,无疑是点评全集修改质量好坏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应该说,北京商务版绝大多数文本是精确无误、牢靠可信的,完全能够定心阅览和运用。  全集难全  北京商务版无论是在封面、版式规划方面,仍是在装订方式、运用资料等方面,均花了很多的心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全集“很徐志摩”(我的一位博士生语),与爱“美”的徐志摩是相匹配的。  当然,北京商务版也不敢说是一无是处的。因受客观条件的约束,这部全集仍存在失收、失考、失校的现象。  全集不全、全集难全,似乎是一切我国现代作家全集的宿命。可是,已然名为“全集”,自当力求齐备,将作家生前著作尽可能悉数编入。说北京商务版录入最全,毕竟是相对而言的。这部全集仍漏收了部分著作,如《新月》月刊1928年9月第一卷第七号、同年10月第一卷第八号的《修改余话》(见陈子善《〈新月〉中的徐志摩佚文》,《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三期;子善先生说到的《〈现代短篇小说选〉》并非佚文,已收入全集,题为《〈现代短篇小说选〉评介》),我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讨所胡适档案馆所藏徐志摩致胡适的三封英文信(作于1925年5月3日、19日、22日)和几则电报稿。据我所知,徐志摩后人处藏有徐志摩致张幼仪信件数十封,也未收入包含北京商务版在内的各种全集。  编纂作家全集,应从头动身,以作家生前已刊未刊著作为首要根据,其死后出书的各种集子和由别人发现、收拾的佚作,只可作为参阅之用。北京商务版所根据的排印蓝本,有一些不是原始资料(初刊本、手稿本),而是“采自别人修改的文集”。别人修改的文集终归是二手资料,其自身或欠精确。如1922年,徐志摩在宋云彬主编的《新浙江·新朋友》上宣布了一篇散文《印度洋上的秋思》、一首诗《笑解烦恼结(送幼仪)》和一则《徐志摩张幼仪离婚布告》。北京商务版第一卷“散文(一)”,第240页题注中称,《印度洋上的秋思》“1922年11月6日起,在《新浙江报》连载三期(未完)”。这篇散文何时开端连载,尚不清楚,但能够必定已于11月21日悉数载完,共连载了七期或八期。其间,11月10日、11日均为“三续”,由于10日“总共排差了三十八个字,无法更正,只得再重排一遍”(《新朋友》栏编者按语)。《徐志摩张幼仪离婚布告》载1922年11月8日《新浙江·新朋友》“离婚号(2)”,题下有“续六日”字样。6日的报纸现在还没有找到,8日《新朋友》栏刊有关于前半篇的“更正”。北京商务版是以上海书店1995年8月版《徐志摩全集》第八册为蓝本的,而上海书店版至少有18处误植。《笑解烦恼结(送幼仪)》载1922年11月8日《新浙江·新朋友》,北京商务版与其他版别相同,也存在六七处相同的过错。又如,北京商务版第八卷“信件(二)”,内收1931年×月×日信(第65—66页),实为1928年6月13日信之后半截(第33—34页);而1928年6月13日信之后半截,阑入的则是1924年6月初的一封信(第13页)。其他版别的徐志摩全集或信件集都是如此。  北京商务版虽然存在部分失收、失考、失校现象,但瑕不掩瑜。整体来看,仍不失为一部最值得信任和收藏的《徐志摩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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